崔永元的“公报私仇”在不经意间击破了中国表面上“稳定”的幻觉，让王岐山所关心的消除革命外部条件的努力变成酝酿新革命的条件。

六年前，也就是2012年，北京流传最广的一则政治消息，是王岐山向党内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在人们多少已经淡忘，王和这本书以及北京对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想象和恐惧，构成了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政治气氛，帮助了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然后顺利地清洗了政治竞争者周薄徐令集团，也集中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专权。

而中国公众一直以来，也因为信息隔绝、媒体管制和知识分子噤声的缘故，只有个人和局部的感受，并不理解全局性的情势，全国范围内的各种不满、抗争、抗议也都因此局限在地方层面，更被表面的繁荣所遮盖，这或许是中共政权过去十数年最为成功的维稳经验或者治理模式。

但是，这种"稳定"的幻觉，却在上周的一件演艺圈的八卦新闻，或者个人恩怨，不断放大的过程中被击破了。在冯小刚执导新片《手机2》上演前，崔永元将15年前《手机1》摄制前后与冯小刚、刘震云还有主演范冰冰的恩怨再度曝光，引发中国公共舆论一片哗然，而其中议题直接跳过崔与冯、刘的创意和版权纠纷，而是借范冰冰乃至其他演员的"阴阳合同"挑破了世界上目前最大电影市场可能也是房地产泡沫之后的最大市场泡沫，在直指中国电影工业大规模偷漏税和洗钱之后，让公众在一夜间意识到不同阶级之间巨大的税负不平等。这要比诸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不平等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平等之外更为强烈和根本，恍如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所揭示的革命起源，也是王岐山和中共政权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火药桶。

托克维尔在谈那场两百多年前的大革命时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说，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 即便是处于繁荣和上升的法国经济，或者今天的中国经济，也无法避免人们因为在这种巨大的税负不平等产生巨大不满、起而反抗，如同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没落阶段的困扰，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